道士数量及其社会地位　明代道士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明初，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度僧道96000余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令清理释道二教，规定：“凡各州府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10]从洪武至永乐，朝廷多次降敕，严出家之禁，甚至定僧道常额和限年之禁。如果根据明初制定的僧道常额，道士的数量不过二三万人。事实上，到了正统初年，这一定制就已经有名无实了。当时，“中官王振喜僧道，每岁必一度之。是年（指正统五年）五月以前，已度二万一千人，至是（正统五年六月）又度，前后共二万二千三百余人。黄冠缁衣，布满街市，自来僧道之多，无逾于此。”[11]景泰、天顺年间，大度僧道仍在继续，僧道数目之多已不可胜记。加之朝廷官卖度牒愈演愈烈，僧道私度已无法裁抑。嘉靖年间，明世宗尊崇道教，更使道士的数量有增无减，朝廷对道士出家早已失去控制。
明代帝王对道教的尊崇甚于金元，因此明代道士的社会地位亦很可观，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及至赐爵封官者为数众多。尤其在明宪宗、世宗之际，一些道士位极人臣。明宪宗朱见深宠信过很多方士和道士，著名的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王世能、曾克彰、黄大经、江怀、李成等人，他们以方术获取信任，骤得显官。他们有的甚至可以晋升礼部尚书，“而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12]。成化年间，有时一月之内便传升三四批道官，使道录司官员增至原额的十五六倍。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一派嗣教真人第47代天师张玄庆入觐，明宪宗降旨聘成国公朱仪女给他为妻，诰授大真人，母封玄君。此后，张真人每岁赴京朝贺。朝廷所给驿传廪给之规格，超过衍圣公，“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