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苦笑起来，又是那句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显然，她不愿多谈这件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母亲深爱着父亲，这一切不言而喻。为了父亲，她不顾一切地随他私奔，甘冒沉塘的危险而为他怀孕生子，后来为了救他又千辛万苦四处求人。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深爱着父亲，曾经为他感到骄傲，并对他十分崇拜的人，为什么在我们面前却从不愿谈论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呢？为了寻找答案，我曾走访过许多人，包括我父亲的老部下。他们都认为，这一切与我父亲后来的变化有关……
我父亲被释放后，很快离开了上海，先是到香港，然后由香港去了日本。这次流亡，我母亲也跟着一起去了。由于我二哥太小，还没断奶，我母亲便带他随行，大哥则被我小叔送回了老家大贺村。到达日本后，我父亲母亲先是住在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姓姚，原先在《明报》工作，也是同盟会会员，住在东京牛込区若宫町附近。我父亲第一次流亡日本时曾在这条街上住过，对这一带比较熟悉。之后不久，我父亲便在离若宫町不远的东五轩町租了房子，带着我母亲、二哥搬了过去。
在日本期间，我父亲报考了日本士官学校，我母亲则上了东京女子学校。清末民初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国内女子学校还十分罕见。我母亲原先在家随父亲读过一些书，但从未正经入学。到了日本，受新思想影响，便有了入学的想法。尤其是读了梁启超的《论女学》后，这种心情就更迫切了。梁启超的文章说，女学盛则国强，女学衰则国弱。我母亲对此感触很深。我父亲非常支持我母亲的想法。他说：“天下女子之才力，不在男子之下，西方早已男女平权，而我国还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规，岂不大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