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他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12]明朝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没有组织编撰纪传体的国史,就连起居注也付诸阙如。王世贞的这个批评虽然激烈,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方面的“不可废”。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幾的史学批评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
三、“人臆”与“失真”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王世贞这里说的“野史”,是同“国史”相对而言的。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同“正史”相对而言的“野史”。南朝梁人阮孝绪著有《正史削繁》,其后《隋书·经籍志》史部有“正史篇”居群史之首,而刘知幾《史通》则有《古今正史》篇,于是“正史”说法相沿成习,其含义多据《隋志》,即指纪传体通史和皇朝史。至清代,则专指“二十四史”。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13],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说。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14]。两宋以后,“野史”之说流行,至明代而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