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他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12]明朝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没有组织编撰纪传体的国史，就连起居注也付诸阙如。王世贞的这个批评虽然激烈，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方面的“不可废”。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幾的史学批评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
三、“人臆”与“失真”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王世贞这里说的“野史”，是同“国史”相对而言的。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同“正史”相对而言的“野史”。南朝梁人阮孝绪著有《正史削繁》，其后《隋书·经籍志》史部有“正史篇”居群史之首，而刘知幾《史通》则有《古今正史》篇，于是“正史”说法相沿成习，其含义多据《隋志》，即指纪传体通史和皇朝史。至清代，则专指“二十四史”。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13]，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说。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14]。两宋以后，“野史”之说流行，至明代而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