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布尔列车》像其他许多格林小说一样，围绕逃亡与追捕展开，其中心人物津纳遭警方和新闻记者的双重围追堵截。
英国女记者梅布尔初见到津纳，便一眼断定“自己面前的这个人肯定不是成功者，倒很像是个失败者”——他衣装寒酸，形容憔悴，在任何人看来都只能代表落魄和失意。
津纳医生出身于塞尔维亚的穷人家庭，怀着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向旧秩序宣战，成为本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但另一方面，良好的教育又使他疏离了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连曾经节衣缩食提供他读书的父母亲都毕恭毕敬称他“先生”。他如老派绅士般执着于“慷慨、仁慈和毫不含糊的荣誉准则”，更使他与当今世界格格不入。经历了数十年的含辛茹苦、屡战屡败，五年前他逃脱警察追捕，被迫到陌生的英国校园里消磨漫长的流亡岁月。这一次他登上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国际快车，计划回国发动革命。梅布尔穷追不舍，使他不得不东躲西藏。更令人沮丧的是，他中途看到报上登出贝尔格莱德起义提前爆发并已被镇压的消息。难道行程已经失去了意义？难道尚未参加就已经再遭挫折？津纳痛苦万分，决定继续乘车回“家”与同志们共担失败。尽管他在列车上宣讲阶级斗争理论的尝试连穷姑娘科洛尔都没能说服，津纳仍指望着在审判之时最后一次为自己的事业慷慨陈词。然而他根本没有得到公开上法庭的机会，默默倒在了敌人的子弹下。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扣动扳机的“敌人”其实是当兵糊口的无知者，是他想为之谋求解放和福利的穷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