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星期六今天上午8时，3个孩子由亲属领着来找我。孩子的父亲就是躲在道格拉斯·詹金斯家但仍被日军杀害的那两名男子。孩子的母亲都来了，我们给了一位母亲100美元，让她做点小生意，并且供长子上学。当另一家下次把家里的另一个孩子和孩子的叔叔带来时，我们也会给他们100美元。我们希望他们用这笔捐款让这4个孩子上学，给他们一个谁也抢不走的人生起点。
整个上午我都在重排勤工俭学的计划。下午1时～3时，我根据刚颁布的计划，监督工作的落实情况。3时～4时，我监督工人洗拖把和抹布，如果不要求他们每周都洗，他们一学期最多洗一次。
今天，在海伦·丹尼尔斯家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可怜的霍顿去上海才几个星期，回来后便发现他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都要求辞职，要去一家新建的市立医院——可能是奔高薪去的。
1940年(三)
3月2日，星期六我已经有一个星期不想写日记了。我真的累坏了，以至于觉得没有什么趣事值得写。感到累的原因之一是天气寒冷。2月28日～29日1940年为闰二月。下了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了。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