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星期六今天上午8时,3个孩子由亲属领着来找我。孩子的父亲就是躲在道格拉斯·詹金斯家但仍被日军杀害的那两名男子。孩子的母亲都来了,我们给了一位母亲100美元,让她做点小生意,并且供长子上学。当另一家下次把家里的另一个孩子和孩子的叔叔带来时,我们也会给他们100美元。我们希望他们用这笔捐款让这4个孩子上学,给他们一个谁也抢不走的人生起点。
整个上午我都在重排勤工俭学的计划。下午1时~3时,我根据刚颁布的计划,监督工作的落实情况。3时~4时,我监督工人洗拖把和抹布,如果不要求他们每周都洗,他们一学期最多洗一次。
今天,在海伦·丹尼尔斯家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可怜的霍顿去上海才几个星期,回来后便发现他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都要求辞职,要去一家新建的市立医院——可能是奔高薪去的。
1940年(三)
3月2日,星期六我已经有一个星期不想写日记了。我真的累坏了,以至于觉得没有什么趣事值得写。感到累的原因之一是天气寒冷。2月28日~29日1940年为闰二月。下了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了。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