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玉函山房辑逸书》本）每个人略有才情的，便想做名士；一做名士，便旷弃世务，唯以狂行狂言为高。或腐心于片谈，或视一言为九鼎，或故为坦率之行动，以自示不同于流俗。这样的风气一开，举世便皆若狂人。当时守法拘礼的人们，当然要视他们为寇仇了。王孝伯尝道：“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也。”（《郭子》）这是多么刻骨的讽刺！便是本身善谈名理的人物，像裴，便也引起反动了。（裴见《晋书》卷三十五）字逸民，河东闻喜人，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他深患时俗放荡。“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晋书》卷三十五）乃著《崇有论》以释其蔽。这篇大文章，关系很大，足以给当世崇尚老、庄虚无论者们以一个当心拳。他主张，“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如“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然当时诸人则“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其甚者至裸裎，言笑忘宜。”更极力攻击着老子的虚无论。“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的这些话足以代表了当时一大部分远识中正之士的意见。然玄谈之风已成，终于不能平息下去。过江之后，此风犹炽。或以王、何之罪，上同桀、纣。晋之南渡，全为彼辈所造成。这话当然过于酷刻。然也足以见名士辈的翩翩自喜的风度是如何地足以引起反动。